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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冷战以来，美国的金融霸权逐步确立，这是上一轮全球化运作的核心；而在俄乌战争之后，在美元武器化的趋势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建立以大宗商品为基础的新贸易格局。出现这一贸易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减少对流动性与货币的依赖。在这一利益结构中，这些国家并不需要一个“新美元”来提供流动性，人民币也尚且不具备提供流动性的各类条件。建构一种以石油为支撑的金砖货币来取代美元的前景也十分渺茫。由此来看，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国际金融体系，似乎还存在重重阻碍。人们不禁要问，去美元化之后，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将如何发展？

　　高柏的《从去风险到去美元化：金砖货币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未来》一文，尝试回答上述问题。高柏从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俄经济制裁所产生的影响着手，分析去风险、去美元化和金砖货币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全球南方国家的去风险，集中地体现为去美元化。第二，在去美元化的讨论中、许多人主张用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关键货币，但是积极支持用人民币结算的，大多是在对华贸易中有大量顺差的能源资源出口大国。第三，在多种主要货币并存的局面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联合行动的最大公约数，是确立本币结算时的估值参照物和支持本币结算的交换平台；而对本币结算估值参照物的巨大需求，恰恰为产生金砖货币提供了机会。

　　高柏进一步指出，未来南方国家之间的金融秩序，极可能建立在本币结算的基础上。金砖货币作为估值参照物，将与美元共存，以区块链技术为支撑的数字货币交换平台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去美元之后，国际金融秩序不会自动走向和平与再全球化，这有赖于中国与南方国家的选择。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5期，原题为《从去风险到去美元化：金砖货币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未来》，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去风险（de-risking），正在取代脱钩（decoupling），成为形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热点的关键词。就在西方国家强调从供应链层面实施对华贸易和投资的去风险时，非西方国家也在针对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主导的对俄经济制裁进行各种去风险。围绕着对俄经济制裁不同立场而形成的世界两大国家群体，使“全球南方”成为今年称谓非西方国家群体的高频词。今年在南非举办的金砖国家峰会在众多申请者中首批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成为正式的成员国，更使这个国际组织成为代表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重要国际政治经济平台。这个发展将深刻地重塑未来的国际秩序。

　　全球南方国家去风险行为的驱动力，来自西方国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俄罗斯实行的经济制裁给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带来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和脱钩，打乱了长期以来国际能源市场上相对稳定的供求关系。当俄欧能源合作停止后，俄罗斯能源被迫以低价转向亚太市场。俄罗斯这一应对战略给其他能源生产国造成很大压力，迫使它们在亚太市场展开激烈竞争。这些竞争正在深刻地改变地缘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第二，西方国家对俄经济制裁导致国际供应链发生重组。随着西方企业和供应商撤离俄罗斯市场，俄罗斯被迫寻找新的商品和零部件来源。这为其他国家企业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了重要商机。第三，西方国家对俄金融制裁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并没收了一些俄罗斯富豪的资产。这些措施引发了许多国家对持有美元资产的担忧，并促使它们从发达国家转移美元资产或者积极寻找美元的替代物，这成为目前去美元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俄乌战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国际秩序：一方面，西方国家试图脱离冷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重新回归冷战时期两个对抗体系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去风险，开始把过去只是挂在嘴上的建立多极世界的口号付诸行动。无论是西方国家的对中俄去风险，还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对西方去风险，共同特征都是削弱现存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这个世界走向多极化。

　　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全球南方国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去风险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的去风险集中地体现为去美元化。当货币主权与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关注的焦点之后，全球南方国家试图缩小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范围，这将使“二战”以来由关键货币美元紧密连接的国际贸易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开始分道扬镳。过去，美元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各国的储备货币，不仅为大宗商品标价，还用于跨国贸易结算和银行间借贷，大大地提高了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结算效率和便利性。然而，美元的武器化促使全球南方国家纷纷追求本币结算，这必将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结算和支付方式，削弱甚至终结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并带来国际金融秩序的深刻变化。

　　第二，虽然在去美元化的讨论中许多人主张用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关键货币，但是积极支持用人民币结算的大多是在对华贸易中有大量顺差的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人民币的国际化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除非美元武器化进一步发展或者美国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彻底摧毁美元的公信力，否则，受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民币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关键货币。未来更有可能出现的，是美元的地位被全球南方国家的各种去风险行为以蚕食的形式削弱，国际金融体系从美元一家独大向数种主要货币（包括美元、人民币、欧元和金砖货币）并存的局面过渡。

　　第三，在数种主要货币并存的局面下，全球南方国家之间联合行动的最大公约数，是确立本币结算时的估值参照物和支持本币结算的交换平台；而对本币结算估值参照物的巨大需求，恰恰为产生金砖货币提供了机会。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立场不是选边站，而是追求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寻找更加平等公正、代表它们利益的国际平台，来对冲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损害它们利益的风险。它们主张去美元化的真正动机，是减轻美元带来的各种风险，而不是与美元对抗。因此，用传统的思维定式——国际金融体系一定要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关键货币，既然美元不行了，就应该被人民币取代——来思考如何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可能无法抓住问题的关键。

　　下文将从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着手，分析去风险、去美元化和金砖货币之间的逻辑关系。

　　俄乌战争爆发后，欧美都禁止了从俄罗斯进口原油、精炼石油制品以及煤，俄罗斯天然气对欧洲的出口也急剧减少。

　　受欧洲国家停止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以及北溪天然气运输管道遭到破坏的影响，2022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暴跌25.1%。欧洲的能源脱钩迫使俄罗斯加速开辟亚太市场。2022年全年，中国进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数量分别飙升了2.6倍和2.4倍，分别达到39.8亿美元和67.5亿美元。[1]

　　在战争爆发前的2021年，美国石油进口有8%来自俄罗斯。在战争爆发后，美国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2]2022年12月，欧盟、七国集团及澳大利亚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并设置了出口价格上限。这迫使俄罗斯将石油大幅降价，并把出口重点转向亚太地区。身为能源消费大国的印度、中国和土耳其大幅度增加了进口俄罗斯原油。[3]2022年，中国对俄罗斯原油的进口量飙升了8%，俄罗斯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原油供应国。[4]目前，印度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增幅最大，自2022年12月以来增长超过了9%。中国在2022年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量也激增20%，达到了6806万吨。印度2022年自俄罗斯尽快的动力煤增长近15%，达到了1618亿吨。[5]

　　俄乌战争爆发后，许多源于美国的技术被限制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出口。现在，美国出口商向俄罗斯出口计算机、通信设备、传感器、激光、导航、航空航天和推进技术等，都需要申请许可证。不仅如此，新的对俄制裁还限制其他国家生产的使用美国技术的以上产品。[6]受制裁影响的欧洲对俄出口达439亿欧元，涉及量子计算机、高级芯片、电子器件和软件、机械和交通设备、能源工业设备、技术和服务、航空航天产品与技术、航海商品与无线电通信技术、军民两用产品、奢饰品等。[7]

　　大批欧美日韩公司撤离俄罗斯，为其他国家公司进入俄罗斯市场创造了良机。2021年底时，三星和苹果在俄罗斯手机市场的份额高达53%，到2022年底时只剩下3%。中国手机在俄罗斯市场的占有率则从2021年底的40%上升到2022年底的95%。[8]俄罗斯汽车市场也出现相似趋势：德国的宝马和奔驰从俄罗斯市场上消失，中国的奇瑞、长城和吉利则挤入前十名。据统计，尽管经济制裁导致俄罗斯汽车市场急剧收缩，中国制造的汽车在俄罗斯的销售量2022年却增长了7%。[9]

　　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将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欧美银行冻结了高达3000亿欧元的俄罗斯央行外汇储备和215亿欧元的俄罗斯商人的财产。[10]过去，美元作为一种“避风港货币”深受全球信赖，如今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已经构成事实上的“选择性违约”。[11]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像沙特这样的美国传统盟友都开始担心，假如自己某天在地缘政治争端中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它们持有的美元资产将不再安全。印度等国还认为，对俄制裁导致粮食和能源价格波动，影响了全世界的穷人。随着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人们也愈发为美国未来可能实施的对华制裁引发的危机而深感忧虑：虽然美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贸易结算货币，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面对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部分国家认为，与其减少对华贸易，不如减少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美元。[12]

　　瑞士的例子表明，其他国家躲避对俄制裁带来的金融风险的行为，可以重创西方国家的金融业。战争爆发前，80%的俄罗斯大宗商品通过瑞士进行交易，数额高达110亿美元；同时，30%的俄罗斯私人海外财产存在瑞士。战争爆发后，瑞士放弃中立地位，参加了欧盟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仅瑞士信贷就冻结了176亿瑞士法郎的俄罗斯资产，超过俄罗斯在瑞士资产的三分之一。瑞士联邦政府冻结了制裁名单上的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价值75亿瑞士法郎的财产；它还要求地方银行报告任何存款达10万瑞士法郎的俄罗斯人名单，并不允许再接受这些人来自俄罗斯的资金；到2022年11月中旬，这份名单已经有7500人，涉及的存款达461亿瑞士法郎。[13]这些制裁举措导致各国富豪开始从瑞士转移资金，如瑞信2022年就经历了严重的客户撤资，仅最后一个季度的撤资额就达到1190亿美元。撤资危机与后来的多家美国银行倒闭、瑞信最大股东沙特国家银行拒绝增资等事件相叠加，导致瑞信面临破产，最终在瑞士政府的要求下被瑞银收购。瑞士著名银行家约瑟夫艾克曼指出，当瑞士政府让个人或富豪为俄罗斯政府的行为买单时，就已经把法治和财产权置于风险之中，其他国家的公民会认为瑞士政府在未来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让他们为母国政府做出的错事接受惩罚；没收俄罗斯个人资产对瑞士金融业来说是毁灭性的一步。[14]

　　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相互交织地体现在能源市场、供应链和国际金融三个领域，因此，后者的去风险行为也呈现出在三个领域紧密相连的特征。

　　当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SWIFT之后，俄罗斯能源出口无法以美元和欧元结算。俄罗斯的反制是，要求非友好国家在购买俄罗斯能源时必须以卢布支付；如果没有卢布，就必须在俄罗斯银行开户存进美元和欧元，然后再换成卢布支付。由于欧洲各国在2022年的大部分时间无法马上与俄罗斯天然气彻底脱钩，它们不得不把欧元和美元兑换成卢布支付。这样一来，卢布的汇率一时间得到强有力的支撑，其价值甚至一度高于俄乌战争爆发前。

　　美元的武器化和俄罗斯的反制措施，使全球南方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与国际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首先，对在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或战争中面临西方经济制裁的国家而言，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价值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即使有美元也无法买到想要的东西。其次，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只有当本国拥有能源、资源或工业制造能力时，才能与拥有别的关键资源的其他国家交换。[15]再次，为了减少在战争条件下或面临制裁时买不到东西的风险，在和平时期就要与各种可以提供重要物资的经济体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最后，能源、资源与工业制成品主要生产国之间的贸易如果实现本币结算，能使它们大大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随着俄罗斯能源出口的转向和能源出口国之间争夺亚太市场的激化，各个能源和资源的主要出口国纷纷与“世界工厂”中国拓展合作关系。这背后有数种深层含义：第一，作为对华贸易的顺差国，这些对华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也从中国进口数量庞大的工业制成品。为了进行战略利益捆绑，这些国家有更大的意愿用人民币结算。例如，中国与沙特、俄罗斯、巴西、伊拉克、伊朗、阿根廷等能源资源大国，都已经签署或有意签署以人民币结算双边贸易的协定；它们都有数百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顺差，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从中国购买更多的工业制成品与基础设施建设。第二，这种双边贸易在极端条件下可以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因此，这些能源资源大国与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合作，客观上可以减少面临重大国际危机时无法获得重要物资的风险。第三，与中国合作还可以把双边的能源资源贸易与本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从中国获得发展本国工业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所需的投资、技术以及基础设施。

　　2022年12月，中国与海湾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海湾国家与域外大国战略合作的范式。“二战”以来，海湾国家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一直表现为以石油换安全保障的形式：海湾地区国家保证为美国提供石油，美国为该地区提供安全保障，并向海湾国家出售大量武器；海湾国家以石油收入购买大量美国国债、投资美元资产，由此形成“石油美元”的循环。[16]随着美国开始开采海上油气和页岩油，美国不仅大幅降低了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从而降低了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还成为海湾国家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竞争者。[17]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二者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战争爆发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脱钩以及俄罗斯转向亚太地区能源市场，大大加速了这一趋势。不同于与美国合作时的“以流动性换国家安全”，海湾国家与中国目前的合作基于“能源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中国在海湾地区的下游产业投资，海湾国家则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与中国在上游产业合作，包括在南海共同探测、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以石油换发展”的新范式，正在取代“以石油换武器”的旧范式。[18]这一新范式在中国与沙特、俄罗斯、巴西等国近期达成的合作共识中均有所体现。[19]

　　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以金融为基础，强调美元本位和美国作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目前推动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则以贸易——以能源、资源换工业制成品和基础设施——为基础。在这种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各国之间依靠货币的基础将会变得更小，而依靠大宗商品的基础将变得更大，这将使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变得更高。当年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康纳利的名言“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将被“我们的大宗商品，你们的问题”取代。[20]

　　全球南方国家的去美元化将走向何方？在目前的讨论中，许多人认为人民币将会取代美元，也有人对由石油支撑的共同货币寄于厚望。但这两种路线都面临着种种困难。

　　首先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人民币国际化被普遍视为对美元的巨大威胁，美国必然不仅会自己反对，也会对其他国家施压。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虽然沙特曾经提到可能考虑在能源贸易中用其他货币结算，但至今尚未有官方的明确表态。印度政府在今年三四月间曾经明确反对该国企业用人民币结算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虽然到了7月份，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印度不得不把一小部分能源进口用人民币结算，但这是因为俄罗斯在遭受西方经济制裁时以十分低的价格向印度出口石油，印度因此获得的利益大大超过其对人民币影响力扩大的地缘政治顾虑。能源资源出口国相对比较容易接受以人民币结算，因为它们都有较大规模的对华贸易顺差。但对那些在对华贸易中有较大逆差的国家而言，用人民币结算就会增加成本，而它们想逃离美元的原因之一本来就是结算成本。

　　此外，用人民币取代美元，仍然无法解决蒙代尔当年指出的悖论，即美元作为一国货币与行使国际金融体系关键货币职责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因为美国往往根据自身利益制定金融政策，但美国的利益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即使全球南方国家要去美元化，它们也不会支持另一个单一国家的货币成为新的关键货币。[21]

　　迄今为止，人民币国际化并没有以美元的关键货币角色为参照物，而是在走一条自己的道路。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并没有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不实现货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就无法为其他国家提供与美元一样的国际贸易结算效率和使用的便利性。其次，要想成为各国主要的储备货币，必须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足够的可供投资的金融工具，并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然而，中国不仅金融业仍相对落后，而且一直把国家金融安全视为重中之重。再次，美元作为关键货币必须向其他国家提供流动性。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就业压力较大的制造业大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通过经常账户的大量逆差向其他国家提供流动性。在这些内外条件的限制下，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同路径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仍然尚待探索。

　　全球南方国家的双边贸易使用本币结算有一个风险：一旦逆差国的货币表现不佳，顺差国就有可能放弃长期持有，如果顺差国选择抛售，逆差国的货币就有进一步贬值的风险。[22]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贬值背后固然有实体经济基本面和美国加息的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进行货币互换和人民币结算的结果——俄罗斯通过对华能源贸易顺差突然拥有大量的人民币，却没有使这些人民币返还中国的渠道，因为中国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和足够的金融工具供俄罗斯投资。在这种条件下，无论是通过大笔抛售人民币来维持卢布的汇率，还是在美元对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抛售平价获得的人民币以换取美元盈利，就成为俄罗斯的合理选择。只要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状况无法提供“石油人民币”充分返还中国的渠道，对华顺差大国就有抛售人民币换取其他货币的动机，从而造成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中国是否愿意长期承受这种人民币国际化的负担，还有待观察。

　　再来看金砖货币。金砖五国的实力确实增长很快，这是推出金砖货币的良好基础：七国集团（G7）在20世纪70年代成立时，其全球GDP的占比高达62%；如今，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国家已经占全球GDP的31.5%，超过了G7的30.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到2028年金砖五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将达到35%~40%，G7的占比则降至27.8%。[23]随着今年沙特、伊朗和阿联酋等主要能源出口国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货币实现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未来，金砖国家在发展金砖货币时如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合作，可能会超越金砖国家成员国的限制，大大增强金砖货币的物质基础。

　　然而，要发行一种用石油支撑的金砖货币，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首先，石油对美元的支撑，是通过美国与沙特达成协议只用美元为石油标价的排他性间接地实现的，即各国为确保进口能源不受汇率波动影响，都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从而间接确保了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那么，金砖货币能够确立自己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为石油、天然气标价和结算的排他性，从而支撑自己变成各国的储备货币吗？似乎不可能，除非金砖国家想与美国开战。那么金砖货币有可能成为数种为石油标价和结算货币中的一种吗？答案是可能，但即便如此，它仍然面临美元的激烈竞争，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和最发达的金融工具，特别是庞大的国债市场。

　　其次，以石油支撑金砖货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以石油支撑金砖货币，意味着一定单位的石油与一定单位的金砖货币之间建立固定的汇率。问题是即便金砖货币与石油之间有固定汇率，但是当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上涨时，金砖货币的持有者找谁去按固定汇率要石油呢？[24]当年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凯恩斯也曾经设想过建立石油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结果他发现石油的种类过于繁多，且各国石油的质量差异很大，因此，这种方案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最后还是决定用比较简单的黄金。[25]

　　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未来共同行动的最大公约数是本币结算。这是目前各种去美元化主张的共同诉求。不仅中国与俄罗斯和巴西之间的贸易、俄罗斯与印度之间的能源贸易开始使用本币结算，东盟各国2023年3月也开会讨论通过本币交易计划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依赖。东盟将进一步扩大跨境数字支付系统，并允许东盟国家使用当地货币进行贸易。这不仅将鼓励东盟内部的跨境贸易和投资，还可以减少外部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冲击。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央银行的政策突然变化总是导致东南亚的经济波动，东盟国家希望更多地使用本币，以促进经济稳定，减少发达国家高通胀的溢出效应。[26]

　　由于各种原因，两种在国际上流通有限的货币之间，很难建立直接的相对稳定的汇率。因此在进行本币结算时，经常需要借助一个参照物来帮助双方确立彼此的相对价值。这就为金砖货币的诞生创造了机遇：如果金砖货币与各金砖国家成员国的主权货币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它就会成为不同成员国货币之间的估值参照物。

　　关于是否以及如何锚定金砖货币，力主去美元化的俄罗斯和巴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俄罗斯人主张以黄金来锚定金砖货币，即建立单位金砖货币与单位黄金重量之间的汇率。这个方案面临的挑战是各国央行必须储备大量的黄金。[27]受俄罗斯人启发的美国金融专家里卡兹则建议，金砖货币只用黄金提供参考价值而不是支撑，这样金砖国家的央行就不必为金砖货币的持有者兑换黄金。这种金砖货币并不取代美元，而是与美元共存，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美元反映自己的价值。这是因为既然在国际市场上黄金以美元标价，那么金砖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关系也将反映在黄金的美元标价上。[28]里卡兹认为，从长期视角看美元肯定要贬值。但即使将来美元贬值对金砖货币也没有负面影响，因为美元贬值在导致黄金升值的同时，也会导致金砖货币的升值。这样一种金砖货币在与美元共存时不需要做任何事，它可以任凭美元承担作为关键货币所有的压力，而自身只是坐享其成。当金砖成员国发展到30~40个的规模后，金砖货币在内部流通上将不会有太大的障碍，因为其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多样性足以支撑金砖货币的结算效率和使用便利性。[29]

　　巴西人反对用黄金或者任何其他大宗商品来锚定金砖货币。他们更倾向于把金砖货币建成一种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按照各金砖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决定各自的货币在这个篮子里的相对权重。金砖货币既不需要取代各国的货币，各国将仍然保留自己的货币主权；金砖国家也不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由现有的新发展银行承担金砖货币的发行即可。[30]

　　如果金砖货币没有以固定汇率能自由兑换的锚定资产，它如何能被广泛接受呢？按照巴西人的逻辑推理，金砖货币的信用将由各金砖成员国的货币支持。金砖货币持有者有权随时自由地将金砖货币兑换成本币，新发展银行应该确保金砖货币的可兑换性，并依靠其储备，在必要时由拥有发行具有较强国际流动性货币的国家提供额外资金来支持金砖货币。另一种增强人们信心的方案，是由新发展银行发行不同期限和利率的金砖债券，并允许金砖货币可以自由转换成金砖债券。[31]

　　金砖货币在最初估计将只是作为一个记账单位，为金砖成员国在双边贸易中进行本币结算时，提供一个各自货币估值的参照物，从而降低目前使用美元结算的成本。金砖货币可以实现与金砖成员国货币之间的自由兑换，但是将缺乏美元那样的关键货币的系统特征。尽管如此，它仍然可以帮助金砖国家回避一些美元带来的风险。当年欧元诞生的部分原因，也是欧洲意图避免美国金融政策负面的外部性。虽然欧元与美元竞争国际关键货币还远未成功，但欧元在帮助欧元区免受美元周期困扰方面是很成功的。[32]

　　与美元并存的金砖货币，在政治层面可能更容易被金砖国家一致接受。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巴西总统卢拉积极推动去美元化，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南非政府未将去美元化列为正式议题，印度也明确反对与美元正面对抗的方案。2024年金砖峰会的主办国是俄罗斯，可以预计俄罗斯政府会大力推动去美元化。然而，只要金砖国家的决策流程秉承共识原则，印度等国的立场必然会使激进的方案流产。在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结构中，一个在初期功能相对单纯的金砖货币——只侧重解决最基本的记账单位功能，从而能帮助金砖国家之间贸易的本币结算——而不是刻意与美元对抗的解决方案，更有可能胜出。

　　观察家们都倾向于认为，最初的金砖货币不会用于个人消费场景，而只能被用于银行间的国际贸易结算。金砖货币大概率将以数字货币的形式推出，并会与各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挂钩。[33]因此，支持数字货币交换的国际平台，不仅将是金砖货币，而且也是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2021年，香港金融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及泰国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合作推出了一个名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的跨境支付系统，这个平台可以作为SWIFT的替代。在2022年8月15日~9月23日试运行期间，以上四地央行在mBridge上发行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数字货币，20家商业银行代表其客户在平台上使用数字货币进行了超过160笔支付、外汇交易（FX）及同步交收（PvP）等交易，总价值达2200万美元。[34]

　　这种由区块链技术支撑的数字货币交换平台，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金融机构之间高价值、高容量的批发式国际支付是跨境交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批发式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为各种零售业务提供了激励机制和流动性。然而，这种外汇交易形式存在着结算风险：由于完成跨国支付仍然要花一到两天，当一方已经完成付款，另一方却仍未收到付款。这种风险影响国际外汇市场每天高达6.6万亿美元的交易，并且，每天超过一半以上的跨境交易都缺少保险机制。此外，这一系统并不是每天工作24小时，这也给交易双方带来了不便。而“同步交收”通过保证交易双方在同一时间收到支与付，无疑可以消除结算风险、减少摩擦，因而成为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而且，mBridge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均处于工作状态，何时完成结算由结算双方决定。各国央行对这一服务都有巨大的需求。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已经在提供同步交收服务，但是涉及的币种十分有限，完全忽略了全球南方国家不断增长的货币市场需求。要替代传统银行所提供的服务，必须将关键的基础设施转移到一个全新的处理模式，运用分布式账户和数字货币。对此，许多发达国家的银行还没有准备好。[35]

　　当全球化的钟摆运动、霸权周期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周期给世界带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该如何解读目前全球南方国家的去风险与去美元化行为？如何看待2023年金砖峰会的扩员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影响？又如何从中辨认中国本世纪一路探索的轨迹与未来的方向？

　　首先，随着去美元化的持续推进，未来可能出现多种货币并存的金融体系与战后多边贸易体系之间并不匹配的局面，这意味着去全球化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有各种缺点，但是它提供的结算效率和使用便利性，使它成为战后多边贸易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未来的国际金融体系里，各国虽然可以回避美元，甚至采取易物贸易的形式进行交易，但是它们不会把不方便使用的货币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在全球化时代，成本和质量决定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如今，美元影响力日益衰退，则标志着这种高效商业模式的式微，商品和服务的流通开始取决于出口国是否愿意接受某国的货币。当各国不再通过经常账户的顺差积累通用货币，它们可能不得不通过限制贸易和其他扭曲的方法，来维持双边贸易的平衡。[36]

　　其次，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美元武器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去美元化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似乎都厌倦了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建立的统一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试图对中俄脱钩或去风险的行为，正在动摇美元的霸权地位；它们试图回归冷战时期两个对立体系并存局面的努力，到头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严重削弱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原有地位。原因无他，西方的脱钩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去风险，正在催生一个在人口、实体经济规模、能源、资源和工业制造能力等各个方面都超越西方联盟的“系统性对手”。在与西方国家的实力对比方面，如今的全球南方国家与当年的苏东集团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再次，科技革命将是未来全球南方国家实现本币结算的重要帮手。无论是正在建设中的本币结算平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还是未来的金砖货币，都将支持通过数字货币进行交易，并运用区块链这一底层技术。为了摆脱发达国家传统银行在提供服务时的高额费用，全球南方国家已经在建设基于当代信息技术的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

　　最后，中国对自身发展与国际环境之间关系的长期探索，到2023年似乎浮现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全面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到以一国之力推动旨在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一带一路”，到成立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再到成立由五个发展中大国组成的金砖合作机制，一路走来中国最终把自身发展的外部依归定位在通过金砖合作机制聚集的全球南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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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评论家曾经猜测，扩员和去美元化将是2023年金砖峰会最重要的两个议题。中国在这两个议题上显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西方媒体报道，印度和巴西对扩员持消极态度，特别是印度主张不应该接纳仍然处于国际制裁下的伊朗。从中国在扩员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扩员结果推测，中国这次一定是尽了最大努力，势在必得。

　　从这一轮吸收的六个国家的分布，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和金砖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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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从地理层面看，6个新成员中有5个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等交通要道的周边，可以看出中国和金砖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中东这个连接亚洲与非洲的枢纽。在中国过去关于“一带一路”的空间想象中，欧洲是其西部终点，东南亚是其东南部的重要一端。然而，在美国不断推动印太战略和欧洲对华政策日渐趋紧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在今年3月促成了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历史性和解，这次又把这两国同时拉进金砖国家。对连接亚洲与非洲的中东地区如此重视，预示着今后“一带一路”发展的侧重点可能会更加向中东倾斜，以此打通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大陆桥，将这两大洲变成金砖国家组织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主场。

　　其次，这次把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和阿根廷等能源资源大国同时拉进金砖国家，代表着全球南方国家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对美元武器化的去风险已经超越单个国家的行为，开始向全球层面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为创建金砖货币做了一大铺垫。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在2022年世界前10大石油生产国里占6个，这6国生产的石油占世界总量的40%；在2021年世界前7大石油消费国里占5个，这5国消费的石油占世界总量的30%。[37]聚集了这么大的产能与消费后，一个首先用于成员国之间能源贸易的金砖货币似乎正呼之欲出。

　　尽管如此，中国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对去美元化的议题却采取了低调的立场。与普京和卢拉明确主张去美元化不同，习主席在就相关议题发言时只说了一句话：“要充分发挥新开发银行的作用，推动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38]这种相对温和的立场，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更为接近。即便到了今天，中国仍然拥有83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2万亿美元的其他美元资产。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中国仍然置身于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与此同时，在日趋激烈的中美博弈中，美债也是中国手里不多的能与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的重要筹码之一。受这些条件的约束，中国应当不会追求激进的去美元化，因为一旦失去这个筹码，中国不仅可能会更难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而且万一引起美国的战略误判，后果恐怕是两败俱伤。

　　自从为应对美国的重返亚太和TPP而启动“一带一路”时起，中国的国际战略就一直有两个可能的方向：对冲或者对抗。100年前，三大历史周期的同频共振曾把这个世界推入深渊。100年后，这三大周期同时发力的局面再次出现：全球化的钟摆运动又一次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霸权周期又一次处于新兴大国的国力开始接近和能够挑战霸权国的阶段，科技革命也又一次在迅速改变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力量对比。100年前，在这三大周期制造的一系列危局中，各国选择对抗，结果是走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战争终局，数千万人生灵涂炭。100年后的今天，俄乌又重启战火，后续的美元武器化与全球南方的去风险，都在加速冷战后单极世界秩序的坍塌。在历史的车轮又一次把这个世界带到一个十字路口的特殊时刻，全球南方向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聚集，给中国选择对冲选项提供了一次新的机会：置身于一个包括多数发展中强国，拥有与美元并存的金砖货币，并掌握世界上可观的能源、资源和工业制造能力的新型国际组织，将增加中国助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的实力，并增加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3] 贾言编译：《俄罗斯：2022年天然气出口暴跌，石油出口却增加》，“走出去”导航网，2023年2月15日。

　　[12] 《吉迪恩拉赫曼：俄乌冲突反映美影响力下滑》，参考消息网，2023年4月20日。

　　[17] 高柏：《做连接亚洲与非洲的大陆桥：沙特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联合声明》，外交部官网，2022年12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新华社，2023年3月22日；陈威华：《巴西对华出口多样化有待挖潜》，载《经济参考报》2022年6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签署关于促进产业投资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官网，2023年4月17日。

　　[21] [22] [24] [31] 保罗巴蒂斯塔：《应对“去美元化”，金砖国家货币R5的可行性有多大？》，观察者网，2023年8月28日。

　　[23] 牛弹琴：《中国参与的这个组织，19个国家正排队申请加入》，北京日报网，2023年4月26日。